7月25日上午，第九届汉语言文字学高级研讨班青年论坛在北京语言大学教一楼601、701举行。此次论坛根据报告所涉领域分作A、B两组。A组论坛由北京大学邵永海教授、北京语言大学魏兆惠教授担任点评专家，北京语言大学严旭博士主持。B组论坛由北京师范大学齐元涛教授、北京语言大学徐朝东教授担任点评专家，临沂大学王建欣老师主持。

A组学员围绕词义、语法问题报告了自己的相关研究。北京语言大学鲁志杰的报告《汉语“中”的词义引申与认知研究》认为，汉语“中”的语义演变抽象化等级可表述为：名词性表竿>空间定向性>空间泛向性>时间定时性>道德的标准>言语确定性。温州大学曾文斌的报告《“诵读”义动词“念”对“读”“诵”的历时替换及原因》认为，唐代中晚期起，“念”的使用范围由佛教文献扩大至各类文献，成为“诵读”义动词的主导词。榆林学院姬慧的报告《陕北方言“怂恿”类语义场语义演变考析》分析了陕北方言中表“怂恿、挑唆”义的“擩”“訹”“谤”“戳”四个词的构成理据及其语义演变。内蒙古大学付建荣的报告《试论“快”之“迅速”义的来源和产生时代》认为，“駃”是“快”的俗字，“快”表“迅速”义是从“通畅”义引申而来的，至迟产生于东汉后期。江西师范大学王勤的报告《副词“总”主观性的获得及演变》认为，副词“总”的“确信”义与“毕竟”义都来自“范围”义，并构拟了“总”的主观义的演变路径。北京师范大学唐淑宏的报告《近义量词“颗”“粒”“枚”的认知对比分析》从语义特征、选择对象、语法化程度三个方面，对量词“颗、粒、枚”进行了对比分析。四川大学吕小雷的报告《“时间”的时位、时量用法的来源及发展》从单独的“时”和“间”的功能入手，分析了“时间”的时量、时位两种用法的具体来源。华东师范大学韩传瑜的报告《说“近X余”》分析了“近X余”结构的语法、语义特征及其语用价值，论证了“近X余”结构的合法性。

每位学员发言后，点评专家都对报告的内容进行了点评。魏兆惠老师肯定了鲁志杰对“中”的词义引申路径的细致考察，同时指出了论文中对古籍篇题的标注存在的问题。魏老师认为，“念”发展出后接宾语和数量短语作补语的用法并不能证明其用法逐渐完善，而是汉语语法史的整体发展趋势使然，建议曾文斌从语法史的角度进行系统的考察。邵永海老师建议姬慧进一步考察“擩”“訹”“谤”“戳”四个词之间的系统关系，尤其是“谤”的词义演变。邵老师指出，汉语的词义研究，尤其是虚词研究，需要细致考察每个词语的演变过程，付建荣和王勤的论文在这一方面做出了很好的尝试。邵老师建议唐淑宏从主观认知的角度进一步解释“颗、粒、枚”的区别原因。魏老师指出，吕小雷的论文实际考察的是“时间”一词的成词过程和理据，可以结合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增强解释力。“近X余”结构从古至今确实都存在，但存在不等于合法，二位老师建议韩传瑜进行更为深入的思考和研究。

B组学员围绕文字、音韵、训诂报告了自己的相关的研究。华中师范大学陈宁《从沈宠绥的阴出阳收看卓从之的平声三分》，以沈宠绥“阴出阳收”作为研究发端，探讨卓从之的平声三分概念。北京联合大学耿楠《从盲文视角反思汉语语音规范化》，以“布莱尔盲字”作为研究切入点，结合因单一汉字中的定音问题及语流中音变带来的定音难题，探讨语音规范化问题。中山大学翁明鹏《秦简牍和张家山汉简中“灋”“法”分流现象试说 》，以秦简牍和张家山汉简作为材料基础，通过“灋”“法”的分布统计，探讨其分流现象。西藏民族大学徐洋《〈宋本广韵〉上升卷俗字研究》，从俗字收录方式和俗字分类考析两方面对《广韵》上声卷中的俗字进行深入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张祎昀《论黄季刚先生对训诂的分类及其层次体系》，关注黄侃先生的训诂学理论体系，详解其“说字之训诂与解文之训诂”、“独立之训诂与隶属之训诂”的理论内涵并梳理四对训诂分类的层次体系。中山大学陈哲《〈楚辞·九歌·东君〉“交鼓”解》结合“交”“立”古文字形体及其讹混实例，推测“交鼓”应为“立鼓”之讹，“立鼓”即乐器正式演奏之前的准备工作。北京师范大学田鑫媛《〈汉书·司马相如传〉张揖注考辨》，从张揖《汉书·司马相如传》注辑存、颜师古驳张揖注、张注与《广雅》训释间关系三方面深入考辨《汉书·司马相如传》中张揖注释。中国人民大学韩洁《杨修本名杨循考》，根据墓志中与传世文献“杨修”对应者皆作“杨循”，及“杨循”作韵脚例，考证传世文献之“杨修”本名“杨循”。

四位点评专家或从材料范围的合理选定、考释环节的具体完善以及学术写作的严格规范等微观角度，或从学术历史的考察定位、概念理论的引入借鉴以及研究愿景的展望拓伸等宏观角度，对所作报告进行了多角度的点评，对于报告中所呈现研究过程的扎实分析给予肯定，也对研究方法等方面的不足给予了合理建议。精彩之处，时时赢得在场学员的热烈掌声。

青年论坛的A、B两组共16篇报告，是由评审专家从70余篇投稿中筛选出来的。在场学员们认真聆听，积极讨论，获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