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上午好！

自从接到这项任务以后，我就一直在思考：讲什么呢？当今世界，每年的数据总量正以25%的速度疯狂地增长，而科学领域知识的半衰期已缩短至2.3年（比大学学制还短）。因此，说它是“瞬息万变”的时代毫不为过，而未来将可能是一个“瞬息亿变”的时代。身处这样的时空中，很难不让人感到惊慌，或者迷茫，我本人就是这样。

因此，在今天这样的场合，面对大家充满新奇甚至期待的目光，我没有办法给大家指出一条现成的道路，甚至是一个明确的方向。我也不想高呼一些连我自己都无法确信的口号，给大家一些空洞的鼓励。

我想趁此机会，跟大家谈谈我个人的经历以及一些反思。当然，我并不认为我的经历值得大家效仿，因为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命运。但作为一个过来人，我的经历或许可以作为一种参照，或者能够引起大家的一些思考，得到些许启发。

回顾我的经历，我觉得可以概括为“专业-兴趣-使命”三个阶段。

经常有人问我：“你为什么选择这个专业？”似乎我从小就有什么鸿鹄之志。实际上完全不是。我是1978年考上大学的。那时我对学校、专业等根本没有概念，而且也根本无所谓。因为当时唯一的愿望就是能够离开农村，变成非农业户口，至于上什么大学、学什么专业那都无所谓。那时我只知道有重点大学和非重点大学之分，但不知道山东大学和南京大学到底哪个更强，我想山东离我老家（浙江）很远，在我们的印象中是一个很苦的地方，心想可能报名的人会少一点，所以第一志愿就填了山东大学，第二志愿填了南京大学。至于专业，我没有填具体的专业，而是写了“所有专业”，心想甭管什么专业，只要能录取就行。而山东大学录取分数最高的是中文系，它有优先录取的权利，我就被录到了中文系。

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我们班里有38岁的，有有四五个孩子的，有有舅甥关系的，我是班里年纪最小的（17岁）。我看到其他同学个个阅历丰富，如龙似虎（有当过兵的、下过乡的、当过官的、当过教师的），不少人在文学创作方面成绩斐然，有的出版了长篇小说，有的在杂志上发表了多篇文学作品。而我默默无闻，别人根本注意不到我。我心想我也比不过他们，就选择考研究生继续读书。研究生毕业后就留校任教。

所以，我的专业道路完全是不自觉的。

但是在学习、教学和研究的过程中，我也渐渐地对专业产生了兴趣。由于我的专业是方言学，需要经常去方言地区进行田野调查。在调查的过程中，除了语言方言，我还接触到了各地的族群、风物、民俗、文化，它们总是给我新鲜、新奇的感觉。尤其是经过调查整理，发现方言中存在的非常严整的历史演变规律时，会感到十分神奇，会产生一种“发现”的快感。因此，我非常喜欢外出调查，每年总要出去几次，每次短则十来天，长则一两个月。前些天，我对我的调查经历做了一个统计，发现自1981年以来，总共外出调查101次；调查地区遍及全国各地，还包括好几种少数民族语言。方言调查往往要去偏远、落后的地方（因为那些地方的方言更加古老和单纯），所以交通、住宿等条件往往比较差——我经常住在老乡的家里，也经常在老乡家里吃饭，而工作的强度则非常大，一天调查下来到晚上连眼皮都睁不开。但实际上又感到非常开心，可以说是苦中作乐，乐此不疲。这就是“兴趣”。

然而，“兴趣”仍然是个人性的。事实上以往的学者大多数都属于“兴趣型”，他们一辈子在一个专业领域里孜孜以求，甚至皓首穷经，似乎做一个学者就应该是这个样子。但是，我的看法与此不同。也许是我所从事的专业的缘故，我是无法成天呆在象牙塔里苦思冥想的，相反，我需要不断地走进社会最基层，走进老百姓当中去，去探索他们的语言和文化。而这种长期的互动，也使得我热衷于对实际问题的了解和思考。那么，在语言学领域里，实际问题是什么呢？

一个极为重要、极为急迫的实际问题是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濒危问题。近些年来，我国的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正处在快速消亡的过程当中，历经千百年形成的地域文化、民族文化、传统文化也在随之消失。这种严峻的形势引起了社会大众的强烈忧虑，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我认为：赶在传统方言大规模消亡之前，尽可能全面、真实地记录下它的面貌，为中华文化和人类文明留下一份珍贵的遗产，是我们当代方言学者的历史使命。

2001年，我首次提出了“濒危汉语方言”问题。大声疾呼关注濒危方言，保护方言文化，并组织开展了“汉语方言地图集”“中国方言文化典藏”等大型科研项目。2015年，我担任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首席专家，将全部精力投入到这项巨大的工程中去。迄今为止，语保工程已开展10年，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在这些年的工作中，我深深地体会到，一个学者，应该把个人的专业、兴趣与国家的事业、时代的需求紧密结合起来，使个人的兴趣与国家、时代的使命合二为一，融为一体。我认为这是实现人生价值的最佳方式。

我愿以此与各位共勉。

谢谢大家！